第5章 少年班
1990年夏天，陈砚洲十岁。
他坐在省城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，身边放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，膝盖上摊着一本高二上学期的物理课本。候车室里人声嘈杂，卖茶叶蛋的、卖玉米的、兜售地图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，但他像是被一层无形的玻璃罩住了，外面的声音传不进来。
“砚洲，吃点东西。”李秀兰递过来一个铝饭盒，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和一块腌萝卜。
陈砚洲接过饭盒，三两口吃完一个馒头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课本。
李秀兰看着儿子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这孩子从六岁上小学开始，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往前冲——六岁一年级，七岁三年级，八岁五年级，九岁初中毕业。今年十岁，参加高考，考了全县第三名。
全县第三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跟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一起考，考了全县第三。
分数出来那天，县一中的校长亲自跑到陈家老宅来，握着陈广厚的手说：“陈老板，你们家出了个文曲星啊！”
陈广厚当时端着茶壶，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第三名，不是第一。”
校长连忙说：“他才十岁！第一名的那个孩子十八了，复读了一年！这能比吗？”
陈广厚没说什么，但那天晚上，他破例喝了两杯白酒，喝完坐在院子里，一个人对着枣树发呆了很久。
现在，陈砚洲要去省城参加一个考试。
不是什么普通考试。一个月前，陈砚洲对陈广厚说：“爷爷，我想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。”
陈广厚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少年班。陈建国也不知道。陈建业更不知道。整个陈家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词。
陈砚洲解释了三遍，他们才大概明白——这是一个专门招收早慧少年的大学班级，全国每年只招三四十个人，年龄要求十五周岁以下。考上之后，不需要上高中，直接读大学。
“十五岁以下？”陈广厚算了一下，“你才十岁。”
“所以我符合条件。”
“人家收十岁的吗？”
“收过。最小的有十一岁的。我十岁，比最小的还小一岁。”
陈广厚放下茶壶，盯着孙子看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让陈建国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的话。
“那就去考。”
陈建国急了：“爹，您疯了？他才十岁！去考大学？考不上怎么办？全县的人都看着呢！”
“考不上就考不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陈广厚瞪了他一眼，“你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在河里摸鱼。你儿子十岁去考大学，就算考不上，也比你有出息。”
陈建国被噎得说不出话。
李秀兰在旁边小声说：“爹，去省城考试，要报名费、路费、住宿费，加起来得好几百块……”
“几百块就几百块。”陈广厚一挥手，“咱家不缺这点钱。”
陈建业在旁边一直没说话。等大家都安静了，他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爹，我不是泼冷水。砚洲是聪明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少年班那个东西，全国才招几十个人，咱县里这么多年也没听说谁考上过。万一考不上，回来不是让人笑话吗？”
陈砚洲看了二叔一眼。
他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——不是怕他考不上丢人，是怕他考上了。
如果他真的十岁就考上了大学少年班，那他在陈家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。陈砚磊才五岁，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。
“二叔，”陈砚洲平静地说，“考不上不丢人。连考都不敢考，才丢人。”
陈建业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正常。
“行，你有志气，二叔支持你。”
他笑着拍了拍陈砚洲的肩膀，但那只手的力道，比正常的“拍”要重一些。
火车来了。
绿皮车，从县城到省城要四个小时。陈砚洲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李秀兰坐在他旁边，对面是一个去省城进货的中年男人，脚边堆着几个编织袋，里面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装的什么。
火车开动后，陈砚洲没有再看课本。他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田野、村庄、电线杆，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。
1990年。
这一年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。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有几个月就要成立了。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快了。股票——这个前世让无数人疯狂又让无数人破产的东西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。
陈砚洲记得，1990年12月，上交所正式开业。那时候知道股票的人还不多，敢买的人更少。但第一批买股票的人，几乎都赚了大钱。
他想参与。但他才十岁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银行账户，连买股票的基本资格都没有。
这条路走不通。
另一条路是实业。九十年代初，民营经济开始松动，一批乡镇企业在政策缝隙中野蛮生长。陈家的煤矿虽然赚钱，但煤炭行业的天花板他看得清清楚楚——资源依赖、政策风险、环境污染，这条路走不远。
他需要找到一个既能用上家族现有资源（煤炭资金）、又能在未来十年内爆发的行业。
制造业？太慢了。房地产？需要政策和人脉，陈家在省城没有根基。贸易？利润太薄。
陈砚洲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最终锁定了一个方向。
但这个方向，要等到他上了大学才能启动。现在，他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考上少年班。
考上少年班，去合肥，进入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，结识一批未来中国科技界的顶尖人才。然后，用这些资源，为陈家的转型铺路。
这是他在重生那一刻就想好的路线图。
十年来，他一步都没有走偏。
省城师范学院的招待所，是这次少年班选拔考试的考生住宿点。
陈砚洲到的时候，已经有十几个考生和家长在了。他扫了一眼，大多是十四五岁的少年，个子都比他高一大截，最小的看起来也有十二三岁。他十岁的年纪、一米三的个头，在一群少年中间显得格外扎眼。
“哟，这是谁家孩子？走丢了吧？”一个胖乎乎的少年笑着指了指陈砚洲。
旁边几个人也跟着笑了。
陈砚洲没理他们，拿着房间钥匙去了三楼。
招待所的房间很小，两张单人床，一张桌子，一台电扇嗡嗡地转着。李秀兰帮他铺好床单，又检查了一遍准考证和文具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笔带够没有？橡皮呢？准考证放好，别弄丢了……”
“妈，”陈砚洲说，“我都准备好了。”
李秀兰看着他，忽然红了眼眶。
“怎么了？”陈砚洲问。
“没事。”李秀兰擦了擦眼睛，“我就是觉得，你太懂事了。别的孩子十岁还在玩泥巴，你一个人来省城考大学。妈心疼你。”
陈砚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李秀兰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。
“妈，等我考上大学，赚了钱，我带你去北京。去天安门，去故宫，去长城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”
李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她确实想去北京。她十八岁的时候，差一点就跟着村里的姐妹去了北京打工，后来因为嫁给了陈建国，留在了县城。这些年，她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。
她不知道儿子是怎么知道的。
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。
第二天上午，笔试。
考场设在师范学院的一间阶梯教室里，坐了三十多个考生。监考老师发了卷子，宣布考试时间三个小时。
陈砚洲拿到卷子，从头到尾扫了一遍。
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、语文，五科合卷，满分五百分。难度比他想象的要大——有些题目涉及的内容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了。
但对陈砚洲来说，这不是问题。
前世他好歹也是清华毕业的。虽然学的是经济管理，但理工科的基础课他都上过。加上重生后这十年，他把初高中课本翻来覆去学了好几遍，还自学了一部分大学课程，这些题目对他来说，就像让一个高中生去做小学生的卷子。
他开始答题。
笔尖在试卷上沙沙地响，一道接一道，几乎没有停顿。选择题、填空题、计算题、证明题——他像是在抄写答案一样流畅。
两个小时后，他放下了笔。
所有的题目都做完了。他检查了一遍，确定没有漏题，然后举起了手。
监考老师走过来，看了一眼他的卷子，又看了一眼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还有一小时，不再检查检查？”
“检查过了。”
监考老师犹豫了一下，收了卷子。
陈砚洲收拾好文具，走出考场。
走廊里空荡荡的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操场。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，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，穿着背心短裤，在烈日下奔跑呼喊。
十岁的陈砚洲看着那些十八九岁的大学生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他不是在羡慕他们。
他是在羡慕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