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 成绩与质疑

1992年9月，陈砚洲回到中科大的时候，校园里的梧桐树已经开始落叶了。他在省城待了整整两个月——七月的集训之后，张教授又帮他争取到了八月的额外辅导，由省数学会的几位教授轮流授课，专门针对全国赛的题型和难度进行强化训练。两个月下来，他做了三百多道竞赛题，写了近两万字的解题笔记，把数论、组合数学、不等式、函数方程四个主要板块的系统性提升了至少一个档次。

张教授对他的评价是：“你现在的能力，在全国赛拿奖没问题。但能不能拿一等奖，要看临场发挥。”陈砚洲知道“临场发挥”四个字意味着什么——不是知识的问题，是心态的问题。他前世活了四十五年，经历过无数次重要场合，心态本来就不差。但数学竞赛不一样，它考验的不只是心态，还有体能和专注力的持久度。三个小时的考试，前一个小时靠知识，后两个小时靠耐力和意志力。这一点，他比那些二十多岁的研究生有优势——他年轻，体力好，脑子转得快。但他也有劣势——他比他们少学了至少五年的数学，很多高等数学的内容他还没学到，只能用初等数学的方法去解，步骤更长、更容易出错。

九月中旬，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参赛名单正式公布。安徽省代表队十人，陈砚洲的名字排在第三位，后面标注着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”。名单被张贴在教学楼的公告栏里，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眼。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好奇——“少年班的学生也能参加全国赛？”少数人的反应是质疑——“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能跟研究生同场竞技？不会是靠关系进去的吧？”

质疑的声音传到了陈砚洲耳朵里。不是直接传的，是通过周维庸。周维庸暑假提前回了学校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隔壁桌有人在议论：“少年班那个陈砚洲，听说进了省队。”“才十一岁，能跟研究生比？省队选拔是不是有问题？”“谁知道呢，少年班嘛，学校照顾呗。”

周维庸当时就火了，放下筷子要过去理论，被旁边的同学拉住了。他回到宿舍，把这事跟陈砚洲说了，气得脸都红了：“他们说你是靠关系进的省队！说学校照顾少年班！你集训了两个月，做了三百多道题，排全省第三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说？”陈砚洲正在看书，头都没抬：“他们说什么，跟我没关系。”“你不生气？”“不生气。”“你不解释？”“不解释。”

周维庸看着他，急得直跺脚：“你就不怕别人误会你？”陈砚洲翻了一页书：“全国赛的成绩出来，误会自然就解开了。现在解释，没人信。到时候拿成绩说话，比说一百句都有用。”周维庸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他发现自己说不过陈砚洲——不是因为陈砚洲口才好，是因为他说的话太有道理了，让人没法反驳。

“行吧，”周维庸一屁股坐到床上，“反正我替你生气了，你不在乎就算了。”陈砚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：“谢谢你。”周维庸愣了一下：“谢什么？”“谢谢你替我生气。”周砚洲说完又低下头继续看书。周维庸看着他的侧脸，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——明明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却最冷静；明明是别人在背后说他坏话，他却像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。周维庸想不通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：如果全国赛陈砚洲真的拿了好成绩，那些质疑他的人，脸会很疼。

十月中旬，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在北京举行。安徽省代表队十人提前两天出发，坐火车从合肥到北京，全程十三个小时。陈砚洲是队里年龄最小的，也是个子最矮的，走在队伍里像一个被大人带着出远门的孩子。带队的周教授特意让他坐在自己旁边，一路上给他讲往届全国赛的情况、竞争对手的实力、考场上的注意事项。

火车在夜里到达北京。陈砚洲第一次来北京，但天太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只看到车站外亮着很多灯，比合肥亮多了。空气比合肥干燥，风一吹，脸上干干的。代表队住在一所大学里的招待所，两人一间，陈砚洲和刘建军住在一起——他们在省城集训时就是室友，已经熟了。刘建军是第二次参加全国赛，去年拿了三等奖，今年目标是保三争二。他对陈砚洲说：“你第一次参加，不用有压力。就当见见世面，积累经验。全国赛跟省赛不一样，对手是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，有些人是冲着满分来的。”陈砚洲点了点头，没说别的。

比赛前一天，陈砚洲没有看书。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，看了看北京的秋天。北方的秋天和南方不一样，南方的秋天是慢慢变黄的，北方的秋天是一夜之间变黄的。风很大，吹得树叶哗哗响，像是在催什么。他走到操场边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远处的天空。北京的天比合肥高，云比合肥淡，空气里有煤烟味——跟老家很像。他闻着那股味道，忽然想起了陈家老宅，想起了爷爷坐在太师椅上端着茶壶的样子，想起了父亲在矿上灰头土脸的样子，想起了母亲在灶房里忙前忙后的样子。两年没回家了，他想回去，但还不是时候。全国赛之后，就回去。

比赛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开始，地点是北京的一所高校，考场设在一栋老教学楼里。陈砚洲找到自己的座位，把准考证、笔、橡皮、尺子摆好，等着发卷。考场上坐了三十个人，来自全国各地，大部分是研究生，少数是高年级本科生。他是唯一一个中学生，也是唯一一个穿校服来的。其他人都穿着自己的衣服，有的穿夹克，有的穿毛衣，有的穿西装——穿西装的那个看起来像是已经工作了。

卷子发下来，六道大题，每题二十分，满分一百二十分。考试时间三小时。陈砚洲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——第一题代数，第二题几何，第三题数论，第四题组合，第五题函数方程，第六题不等式。难度分布跟省赛差不多，但整体上了一个台阶。第六题他看了一眼，没有思路，跟省赛时的情况一模一样。但这次他没有直接放弃，而是把第六题放在最后，先把前面五题做出来。

第一题是关于多项式恒等式的证明，他用了十分钟做完。第二题是关于三角形内心和外心的几何证明，他画了一张图，标出已知条件，用了十五分钟做完。第三题是关于素数分布的题目——跟省赛那道题类似，但难度更大。他想了一会儿，找到了思路，用反证法一步步推下去，用了半小时做完。第四题是关于组合计数的题目，需要分类讨论，他花了四十分钟，分了五种情况，每一种都仔细推演，确保没有遗漏。第五题是关于函数方程的题目，需要构造辅助函数，他想了二十分钟，构造了一个函数，验证了三个条件，然后得出结论，用了半小时写完。

做完第五题的时候，离考试结束还有四十五分钟。他看了一眼第六题——关于不等式的证明，题目很短，只有两行字，但难度极大。他试了一种方法，不行；试了第二种方法，也不行；试了第三种方法，做到一半卡住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。不是紧张，是着急。他知道这道题的分量——前面的五题他都有把握全对，但如果第六题做不出来，他就只能拿到一百分左右。一百分能不能拿奖？能，但拿不到一等奖。他想要一等奖，不是因为虚荣，是因为他需要这个一等奖来证明自己——不是证明给那些质疑他的人看，是证明给自己看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把题目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。条件：a,b,c为正实数，a+b+c=1。求证：某个不等式成立。他想到了柯西不等式，想到了排序不等式，想到了琴生不等式，但都不适用。然后他想到了一种方法——拉格朗日乘数法。这是高等数学的内容，他还没学过，但他暑假在省城集训的时候，周教授提过一次，他回去自己查了资料，大概知道怎么用。

死马当活马医。他在草稿纸上写下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，求偏导，解方程组，找到了极值点。然后代入原不等式，验证成立。整个过程用了二十分钟，写了大半页草稿纸。然后他把这个过程翻译成初等数学的语言——因为全国赛不允许用高等数学的方法，必须用初等数学的步骤来证明。他又用了十五分钟，把拉格朗日乘数法的每一步都转化成初等数学的表述，写在答题纸上。

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。他放下笔，看着答题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第六题做出来了，用了一个取巧的办法——先用高等数学找到思路，再用初等数学写出证明。他不知道这种方法会不会被扣分，但他已经尽力了。

走出考场的时候，刘建军在门口等他。刘建军的脸色不太好，显然考得不顺利。“第六题你做出来了吗？”他问。陈砚洲说：“做出来了。”刘建军苦笑了一下：“我没做出来。太难了，我看了半小时，一点思路都没有。”陈砚洲想说“我也差点没做出来”，但没说出口。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，说“我也不会”是假的，说“我比你强”是伤人。所以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拍了拍刘建军的肩膀。

成绩在两天后公布。安徽省代表队的十个人聚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，等周教授拿成绩单回来。气氛很紧张，没有人说话。陈砚洲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没有翻开。他在等，跟所有人一样。门开了，周教授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他站在前面，扫了一眼屋里的人，目光在陈砚洲身上停了一下。

“成绩出来了。”他说，“全国一共一百二十人参赛，满分一百二十分。最高分一百一十五，来自北京大学。我们省的成绩不错，十个人全部获奖，其中一等奖一人，二等奖三人，三等奖六人。”

他念了名单。三等奖六人，没有陈砚洲。二等奖三人，也没有陈砚洲。一等奖一人——“陈砚洲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，总分一百一十二分，全国第三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