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 爷爷来了

1992年11月，合肥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。

陈砚洲收到家里的信，不是父亲写的，也不是吴技术员代笔的，是爷爷口述、母亲执笔的。母亲的字娟秀工整，但这一封写得有些潦草，像是在赶时间。

“砚洲：

你爷爷要去合肥看你。拦不住，非要去。矿上的事交代给你爸了，加工厂的事交代给吴技术员了。他说你在北京考了全国第三，他要亲眼看看你的证书。

火车票已经买了，十一月十五号到合肥。你去车站接一下。

妈

1992年11月10日”

陈砚洲把这封信看了两遍。爷爷要来合肥。六十三岁的陈广厚，一辈子没出过山西省，最远只去过省城，现在要一个人坐一千多公里的火车来合肥。陈砚洲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——不是担心，爷爷虽然身体不如从前，但还没到走不动的地步。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。爷爷来，不是为了看合肥，是为了看他。是为了亲眼看看那张证书，亲耳听听他说“全国第三”这四个字。

十一月十五号，合肥下雨。陈砚洲撑着伞站在火车站出口，看着出站口的人流。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，他在雨里站了一个小时，鞋湿了，裤腿湿了半截，但他没有挪地方，怕爷爷出来找不到他。人流渐渐稀疏，最后走出来一个老人，穿着灰色中山装，头上戴一顶旧帽子，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。陈广厚。

陈砚洲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两年不见，爷爷老了。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背也驼了一些，但步子还是很大，走路的姿势还是那种“谁也不服”的样子。他拎着编织袋走出来，眯着眼睛在人群中找，看到陈砚洲的时候，停了一下，然后大步走过来。

“砚洲。”

“爷爷。”

陈广厚把编织袋放下，上下打量着孙子。两年不见，陈砚洲长高了不少，从一米三长到了一米四五，但还是比同龄人矮。脸上的婴儿肥消了大半，轮廓开始像一个大孩子了。陈广厚看了好几秒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长高了。”

陈砚洲接过编织袋，沉甸甸的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“爷爷，您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”“给你带的。”陈广厚说，“家里种的红枣、核桃，你奶奶给你做的棉袄，你妈给你织的毛衣。还有你爱吃的腌萝卜，装了两罐。”

陈砚洲拎着编织袋，撑着伞，领着爷爷往公交车站走。雨还在下，打在伞面上啪啪响。陈广厚走在他旁边，步子很大，但走得不快，不时看看路两边的高楼大厦。“合肥比咱们县城大多了。”“大十倍不止。”“你在这边习惯吗？”“习惯。”

陈广厚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，在矿上跟工头说话都是几个字几个字地往外蹦。对孙子，他的话已经算多的了。

到了学校，陈砚洲把爷爷安排在学校的招待所。房间不大，两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暖水瓶，但干净。陈广厚把编织袋打开，一样一样往外拿——红枣、核桃、棉袄、毛衣、两罐腌萝卜，最底下还有一个塑料袋，装着几只真空包装的烧鸡。“县里新开的烧鸡店，你奶奶说让你尝尝。”陈砚洲看着那一堆东西，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。从山西到合肥，一千多公里，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，拎着一个几十斤重的编织袋，在火车上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，就为了给他送这些东西。

“爷爷，您下次别带这么多了，太重了。”“不重。”陈广厚把东西摆好，坐到床上，看着陈砚洲，“证书呢？”

陈砚洲从书包里拿出那张获奖证书，递过去。陈广厚接过去，打开，看着上面印着的字——“陈砚洲同学荣获一九九二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，全国第三名。”他的手指在那行字上摩挲了一下，像是在确认它是真的。“全国第三？”“全国第三。”“跟大学生比的？”“跟大学生比的。有研究生，有本科生，我是唯一的中学生。”

陈广厚把证书合上，放在膝盖上，沉默了很久。他低着头，看着那张红彤彤的证书，手指在上面轻轻敲着。陈砚洲看到他爷爷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流泪。陈广厚这一辈子，在矿上见过塌方，见过死人，见过有人拿着刀子来要账，从来没有红过眼眶。但此刻，他看着孙子的获奖证书，眼眶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