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 暑假回家
“挺好的。”
“钱够不够花？”
“够。”
陈建国点了点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跟儿子之间的对话一直这样，简单，直接，从不啰嗦。不是不想多说，是不会说。
又过了十几分钟，母亲李秀兰回来了。她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车筐里装着刚从镇上买回来的东西——一块猪肉、一条鱼、几斤苹果、一把青菜。她把自行车支好，走进堂屋，看到陈砚洲的那一刻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“砚洲……”
她走过来，蹲在儿子面前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看了又看。“瘦了，脸都尖了。在合肥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陈砚洲没有说“吃了”之类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。母亲想看的不是他的脸，是确认他在外面过得还好。所以他只是笑了笑，说：“妈，我挺好的。”
李秀兰擦了擦眼泪，站起来。“我给你做饭去。你奶奶已经开始做了，我去帮忙。”
她转身走进灶房。灶房里传来两个女人说话的声音，压得很低，但陈砚洲能听到——母亲在哭，奶奶在安慰她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方桌旁吃饭。菜不多，但都是陈砚洲爱吃的——炒鸡蛋、红烧肉、炖鱼、炒青菜、凉拌黄瓜，还有一碗西红柿蛋花汤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忙活了一下午，做了一桌子菜。
陈广厚坐在上首，旁边是陈砚洲。陈建国坐在对面，王桂兰和李秀兰坐在两侧。五个人，三代人，坐在这间百年老宅的堂屋里，灯光昏黄，但气氛温暖。
陈广厚端起酒杯，看了陈砚洲一眼。“砚洲，你陪你爷爷喝一杯？”
“好。”
陈建国给儿子倒了一小杯白酒。陈砚洲端起杯子，跟爷爷碰了一下，抿了一口。还是苦的，但他没有皱眉。
陈广厚放下杯子，看着孙子。“砚洲，你那个全国第三的证书，带来了吗？”
“带来了。”
陈砚洲站起来，走到自己的房间，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回到堂屋，把证书递给爷爷。陈广厚接过去，打开，看着那张红彤彤的证书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递给陈建国。
“你看看。”
陈建国接过去，看了一眼，递给李秀兰。李秀兰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眼眶又红了。王桂兰不识字，凑过来问：“上面写的啥？”李秀兰说：“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，一等奖，全国第三名。”王桂兰虽然不懂什么是数学竞赛，但“全国第三”四个字她是懂的，嘴巴咧开了，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。
“我孙子，全国第三。”她念叨着，“我孙子，全国第三。”
陈广厚把证书收好，放回信封，还给陈砚洲。“收好，别弄丢了。”
“不会的。”
晚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。陈广厚喝了三杯酒，比平时多喝了两杯。陈建国喝了两杯，脸红了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吃得少，一直在给陈砚洲夹菜，他的碗始终是满的，吃都吃不完。
饭后，陈砚洲帮着母亲收拾碗筷。李秀兰在灶房里洗碗，他在旁边擦碗。母子俩没有说话，只有水声和碗碟碰撞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李秀兰忽然说了一句：“砚洲，妈想你了。”
陈砚洲擦碗的手停了一下。“我知道，妈。”
“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妈不放心。你才十三岁。”
“我十四了。”
“十四也是孩子。”
陈砚洲没有反驳。他把擦好的碗摞好，放到碗柜里，然后转过身，看着母亲。“妈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您在家的身体还好吗？”
“好，都好。”
“有没有不舒服？”
“没有。你别操心我，操心你自己就行了。”
陈砚洲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
第二天一早，陈砚洲去了红枣加工厂。
加工厂在县城东边，离村子大约四里路，走路要半个小时。他骑了父亲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沿着土路往县城方向骑。路两边是枣树林和玉米地，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，不像合肥那样潮湿，也不像矿上那样呛人。
加工厂比他在信里看到的要大一些。三亩地的院子，盖了五间平房——原料库、加工间、包装间、成品库、办公室。院子中间有一棵槐树，树下放着几把椅子，供工人休息。大门上方挂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“乌金食品厂。”
陈砚洲推门进去，看到院子里有几个工人在干活。有人在洗红枣，有人在操作去核机，有人在把加工好的红枣装袋。动作熟练，秩序井然，不像是才开了一年多的厂子。
吴技术员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看到陈砚洲，愣了一下。“你就是……老陈家那个孩子？”
“吴叔好，我是陈砚洲。”
吴技术员上下打量了他一遍。“你爷爷说你帮了不少忙，那些主意都是你出的。”
“爷爷过奖了。”
“不是过奖。”吴技术员翻开本子，“你那个分级的办法，管用。以前我们不分级，统货一块钱一斤卖。现在分了三级，特级卖两块八，一级卖两块二，二级卖一块六。平均下来比统货贵了五毛钱。”
“损耗呢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分级之后的损耗，就是那些挑出来不能卖的次品，占比多少？”
吴技术员想了想，翻开本子查了一下。“大约百分之八。去年一共收了五万斤红枣，挑出来四千斤次品。”
“次品怎么处理的？”
“便宜处理了，卖给县里的糕点厂做馅料，五毛钱一斤。”
陈砚洲点了点头。“次品率还能再降。分级的时候标准别卡太严，特级的标准可以放宽一点，把更多枣划到特级里。特级的价格是一级的一倍多，多划一斤特级，多赚一块多。”
吴技术员在本子上记了下来。“你这个脑子，真不愧是全国第三。”
陈砚洲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他在加工厂待了一个多小时，把每个环节都看了一遍——原料采购、分级标准、加工流程、包装质量、库存管理。他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：去核机的效率可以再提高，工人的操作规范可以再细化，成品库的防潮措施不够好。他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，打算回去之后再写信跟爷爷说。
从加工厂出来，陈砚洲又去了矿上。
煤矿在村子北边十五里的黑沟，路不好走，骑自行车要将近一个小时。他骑到矿上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。矿上的变化比加工厂大——绞车换了新的，轨道铺了更长的，井口加了防护棚，矿工的宿舍从窝棚变成了砖房。工头孙守业正在井口指挥工人下井，看到陈砚洲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笑了。
“陈家小子！你回来了？”
“孙叔。”
孙守业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长高了！你爷爷说你考了全国第三，真的假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“厉害！”孙守业竖起大拇指，“咱们矿上还没出过全国第三呢。”
陈砚洲在矿上转了一圈，没有下井。他站在井口，看着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罐笼，被绞车缓缓放下去。他们的脸上都是黑的，看不清表情，但眼睛是亮的。陈砚洲想起了爷爷说过的话——“你爷爷十一岁的时候，已经下矿背煤了。”那个年代，十一岁的孩子就要下井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背着一百多斤的煤筐在巷道里爬。这个年代，十一岁的孩子在合肥上少年班，在全国数学竞赛中拿第三名。
他想，这就是陈家三代人的变化。爷爷从井下爬出来，父亲从井口站起来，他要从井口走出去。走到县城，走到省城，走到北京，走到这个国家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