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 暑假回家

1993年7月，合肥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陈砚洲在宿舍里收拾行李。说是行李，其实简单得很——几件换洗衣服，两本在路上看的书，还有那个装获奖证书的牛皮纸信封。他在少年班待了将近三年，从1990年秋天到1993年夏天，一千多个日夜，如今终于要回去了。

周维庸已经走了，前天走的，回湖南老家。临走时拍着陈砚洲的肩膀说：“陈老师，暑假回来我给你带湖南的腊肉。”陈砚洲说：“好。”林宇也走了，昨天走的，回福建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就点了点头。陈砚洲也不在意，他知道林宇就是这样的人，话少，但不代表心里没有。

宿舍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把自己那点东西塞进一个军绿色帆布包，拉链拉好，放在床上，然后坐到桌前，给张教授写了一封信。信不长，大意是：暑假回家，开学前回来，谢谢您这学期的指导，我会继续准备全国赛。写完之后他想了想，又在末尾加了一行字：“张老师，我回家之后会抽时间把您上次给我的那本习题集做完，开学带来给您看。”他把信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打算走的时候投进邮筒。

从合肥回山西，要先坐火车到省城，再从省城转汽车到县城，再从县城搭车到村里。全程一千多公里，顺利的话要两天一夜。陈砚洲买了硬座票，票价三十八块，比硬卧便宜二十块。他现在不差这二十块钱——存折上还有三千多块——但他觉得没必要多花。二十块钱够他在学校食堂吃一个星期的饭了。

火车是下午两点的。他中午就到了火车站，在候车室里坐着，把书拿出来看。候车室里人很多，有扛着编织袋去外地打工的民工，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妇女，有提着公文包出差的小干部。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、汗味和劣质烟草味，嘈杂得让人头疼。但陈砚洲习惯了，他每年至少坐两趟这趟车，对候车室的味道已经麻木了。

火车准点进站。他拎着帆布包挤上车，找到自己的座位——靠窗，三人座，他坐中间。左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皱巴巴的衬衫，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一上车就开始打瞌睡。右边是一个年轻女人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，孩子一直在哭。陈砚洲把包放到行李架上，坐下，把书翻开。

火车开了。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移动——先是城市的楼房和工厂，然后是郊区的小平房和菜地，再然后是大片大片的农田。七月的江淮平原是一望无际的绿色，玉米长得比人还高，水稻田里的水反射着白晃晃的阳光。陈砚洲看了一会儿窗外，低头看书。

他带了两本书。一本是张教授给他的竞赛习题集，还剩三分之一没做完；一本是《证券投资学》，已经在省城新华书店买了，断断续续看了大半。他先做习题集，翻开到上次停下的地方，在膝盖上垫着书，用铅笔做题。火车晃得厉害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他不在乎，自己能看懂就行。

右边的孩子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睡着。年轻女人靠在椅背上，也睡着了，头歪向陈砚洲这边，差点靠到他肩膀上。他往左边挪了挪，继续做题。左边的男人打呼噜，声音很大，像拉风箱。陈砚洲充耳不闻，他在少年班宿舍里练出了一项本事——在任何噪音中都能集中注意力。

天黑的时候，火车到了一个小站，停了几分钟。那个打呼噜的男人醒了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饭盒，打开，里面是几个馒头和一块咸菜。他看了陈砚洲一眼，问：“小孩，你吃不吃？”陈砚洲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了两个馒头和一根火腿肠，是他从学校食堂买的。馒头凉了，硬邦邦的，他掰开夹上火腿肠，一口一口地吃。吃完了喝了几口从候车室灌的开水，算是解决了晚饭。

夜里十点多，火车到达郑州。这是一个大站，停二十分钟。陈砚洲下车在站台上走了一圈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。站台上有人卖东西——茶叶蛋、玉米、方便面、矿泉水。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一块五，比外面贵一倍。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，又拧紧，拿着上了车。

后半夜他睡着了。靠在椅背上，头歪向窗户，窗户玻璃冰凉，贴在上面很舒服。他睡得不深，迷迷糊糊地听到广播报站，听到有人上车下车，听到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说话声。但他没有醒来，身体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

天亮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到了山西境内。陈砚洲睁开眼睛，看到窗外的景色变了。江淮平原的绿色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黄土高原的苍黄。山是黄的，地是黄的，连天空都蒙着一层黄。远处有几座煤矸石堆成的小山，黑色的，像大地上的伤疤。他知道快到了。

上午十点，火车到达省城。他拎着包下车，走出车站，找到长途汽车站，买了一张去县城的票。票价十二块，两个半小时的车程。汽车比火车还挤，过道里站满了人，空气浑浊得让人想吐。陈砚洲挤到最后排，把包放在腿上，靠着窗户，尽量让自己小一点，不占地方。

下午一点多，汽车到了县城。陈砚洲下车，站在车站门口，看着这个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三年不见，县城变了一些。多了几栋新楼，多了几家店铺，路上的自行车多了，汽车也多了。但大的格局没变——主街还是那条主街，供销社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县政府的大楼还是灰扑扑的那栋。

他没有在县城停留，直接去找回村里的车。县城到村里没有班车，只能搭过路的货车或者拖拉机。他在车站门口等了一会儿，看到一辆拉煤的货车正要走，司机他认识——姓王，给陈家煤矿拉过煤。

“王叔。”陈砚洲走过去。

司机转过头，看了他两秒，认出来了。“哎呀，这不是陈家那小子吗？你不是在合肥上大学吗？”

“放假了，回来看看。能捎我一段吗？”

“上来上来。”王叔一挥手，“你爷爷前两天还念叨你呢，说你该回来了。”

陈砚洲爬上副驾驶，把包放在脚下。货车发动，轰隆隆地往村子的方向开。路上全是煤灰，车窗不敢开，车厢里闷热得像蒸笼。王叔是个话多的人，一路上嘴没停过。

“你爷爷身体还行，就是肺不太好，老咳嗽。你爸天天在矿上，比从前能干了。你二叔……你二叔还是老样子，不多干也不少干，该他的活干完就走。”

陈砚洲听着，不时点点头。他知道王叔说的“不多干也不少干”是什么意思——二叔在矿上干活，只做分内的事，从不主动多做一些。跟父亲不一样，父亲是那种“矿上的事就是自家的事”的人，什么事都往前冲。

“你那个加工厂，搞得不错。”王叔又说，“你爷爷说去年赚了一万多，今年可能还要多。你爷爷逢人就说是你出的主意，说你还没上初中就想到了。”

陈砚洲没接话。他看着窗外，车正在穿过一片枣树林，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枣子，再过一两个月就能收了。

货车在村口停下。陈砚洲跳下车，对王叔说了声谢谢，拎着包往陈家老宅走去。村子的路还是那条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走起来一脚深一脚浅。路两边的人家还是那些人家，有的人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有的人在门口择菜，有的人蹲在墙根下抽烟。看到他走过来，有人认出了他。

“这不是老陈家那个神童吗？回来了？”

“砚洲回来了？你爷爷在家呢，快回去。”

陈砚洲一一点头，脚步没有停。

陈家老宅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。还是那座青砖灰瓦的三进院子，门楣上“积善之家”四个字还在，油漆有些剥落了，但笔画还清楚。院子里那棵枣树长高了不少，树冠探出了院墙，上面挂满了青枣。

他站在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推门进去。

院子里没有人。灶房里有动静，锅铲碰撞的声音，还有油锅滋滋的响声。他走到灶房门口，看到奶奶王桂兰正在炒菜，背对着门。

“奶奶。”

王桂兰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猛地转过身来。她看到陈砚洲的那一刻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

“砚洲！”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扔，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抱住孙子。“你可算回来了！三年了！你知不知道奶奶有多想你！”

陈砚洲被奶奶抱得紧紧的，闻到一股油烟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。他没有挣扎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把下巴搁在奶奶的肩膀上，闭了一下眼睛。

“行了行了，”王桂兰松开他，上下打量，“瘦了。在合肥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“吃了，学校食堂挺好的。”

“食堂的饭哪有家里的好。”王桂兰拉着他往灶台走，“你等着，奶奶给你做几个菜。你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，今天来不及包了，明天给你包。今天先炒个鸡蛋，炖个肉——”

“奶奶，不用忙。”

“不忙不忙。”王桂兰已经开始切菜了，“你去堂屋坐着，你爷爷一会儿就回来。他去矿上了，你爸也在矿上。你妈去镇上买东西了，一会儿也回来。”

陈砚洲没有去堂屋，而是站在灶房门口，看着奶奶忙活。灶房里的一切跟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——土灶、铁锅、木锅盖、墙上挂着腊肉和干辣椒，角落里堆着柴火。空气里弥漫着油烟味和柴火燃烧的烟气，呛人，但亲切。

“奶奶，加工厂在哪儿？”

“在县城东边，你回来的时候没看到？就在大路旁边，有个牌子，写着‘乌金食品厂’。”

“吴技术员还在吗？”

“在。你爷爷给加了工资，现在一个月一百二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。一个月一百二，比三年前多了四十块，说明加工厂的效益确实不错。

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。陈砚洲转过身，看到爷爷陈广厚走了进来。陈广厚穿着灰色的工作服，头上戴着一顶草帽，脸上和脖子上都是煤灰，显然刚从矿上回来。他看到陈砚洲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，然后把草帽摘下来，挂在门后的钉子上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陈广厚走到水缸边，舀了一瓢水，洗了脸和手，用毛巾擦干，然后走到堂屋，坐到那把太师椅上。陈砚洲跟着他走进堂屋，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祖孙俩面对面，谁也没说话。窗外的枣树上，蝉叫得正欢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陈广厚开口了：“路上顺利吗？”

“顺利。”

“火车挤不挤？”

“挤，但习惯了。”

陈广厚点了点头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陈砚洲注意到，爷爷抽烟的时候咳嗽了两声。

“爷爷，您少抽点烟。”

陈广厚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烟掐灭了。

院子里又传来脚步声，这次是父亲陈建国。陈建国比三年前老了一些，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，头发也稀疏了，但精神不错，步子很大。他走进堂屋，看到陈砚洲，脸上露出一丝笑。

“砚洲。”

“爸。”

陈建国在他旁边坐下，打量了他一遍。“长高了。在合肥吃得怎么样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