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 返回合肥

1993年8月下旬，陈砚洲回到了合肥。

从县城到省城，再从省城到合肥，两天的路程，他一个人走完了。火车上人很多，他买到了硬座票，靠窗的位置。窗外的景色从黄土高原的苍黄慢慢变成江淮平原的翠绿，像是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他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，包里装着奶奶做的棉袄、母亲织的毛衣、两罐腌萝卜、一袋红枣、一袋核桃，还有爷爷给的五千块钱。五千块钱被他缝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，缝了三道线，确保不会掉。火车晃荡了二十多个小时，他没有睡好，但没有觉得累。

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宿舍里还没有人。周维庸要过两天才到，林宇更晚。陈砚洲把帆布包打开，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好。棉袄叠好塞进柜子，毛衣挂在床头，腌萝卜放在桌上，红枣和核桃分成几份——一份自己吃，一份给周维庸，一份给林宇，一份给方明，一份给张教授。

第二天，他去了一趟银行。学校附近有一家工商银行的储蓄所，不大，两个窗口，一个办储蓄，一个办汇款。他把爷爷给的五千块和自己存折上的三千块合在一起，凑了八千块，开了一个活期账户。存折上印着他的名字和账号，数字是八千零三十七块——多出来的三十七块是之前存折上的零头。他把存折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和那五千块曾经待过的地方一样。

八千块。这是他这一世的第一笔本金。前世他做煤矿生意，经手的钱数以千万计，八千块连零头都算不上。但这一世不一样，这八千块是他从十岁到十三岁一点一点攒出来的，每一块钱都有来路——有的是家里给的生活费省下来的，有的是加工厂的分成，有的是爷爷给的“试错金”。钱不多，但意义不一样。

他没有急着把钱投进股市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在等一个时机——1993年的中国股市正在经历一轮大起大落，上证指数从年初的一千二百点跌到了八月的八百多点，跌幅超过百分之三十。市场上哀鸿遍野，很多人亏得血本无归。但陈砚洲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未来几年，股市还会涨，还会跌，还会有更大的机会。他现在要做的不是赚钱，是学习。

他在书店买了一本书——《股票操作学》，台湾张龄松写的，在九十年代初的大陆股市里被称为“圣经”。书很厚，五百多页，定价十二块八，不便宜。他回到宿舍，把书翻开，从第一章开始读。第一章是股票的基本概念，他前世就懂，但这一世需要重新确认——确认这个时代的规则跟他记忆中的是否一致。读完之后他确认了：基本规则没变，但交易机制、监管政策、市场参与者都不一样。他不能用前世的经验直接套用，必须重新学习。

周维庸在八月底回到学校。他带了一大包湖南腊肉，一进宿舍就扔到陈砚洲桌上。“陈老师，给你的。我妈做的，比超市卖的好吃多了。”陈砚洲把腊肉收好，从桌上拿了一袋红枣递过去。“家里带的。”周维庸接过去，捏了一颗塞进嘴里，嚼了两下。“好吃！你家那个加工厂的东西，真是越做越好了。”

“你这次回家，你爸妈问你成绩了吗？”陈砚洲问。

“问了。我说我考了班上第五，他们说不错不错。我说你考了全国第三，他们说‘那个孩子是不是比你小四岁’？我说是。他们就不说话了。”周维庸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嫉妒，只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无奈。

陈砚洲没有接话。他知道周维庸不嫉妒他，但周维庸的父母可能会拿他跟别人家的孩子比。这是所有天才的共同命运——永远被拿来跟更天才的人比较。

林宇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三个人去食堂吃了一顿饭。陈砚洲请客，刷了五块钱的菜票，打了四菜一汤。周维庸吃得很开心，林宇吃得很安静。三个人坐在食堂的角落里，灯光昏黄，周围都是人，但他们这一桌最安静。

“林宇，你暑假在家干什么了？”周维庸问。

“看书。”

“看什么书？”

“量子力学。”

周维庸翻了个白眼。“你看得懂吗？”

“看不懂。”

“看不懂还看？”

“看不懂才要看。”

陈砚洲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没有插嘴。他在想一件事——林宇这种性格，以后做科研一定很厉害。坐得住冷板凳，耐得住寂寞，不怕看不懂，不怕学不会。这种人，十年后就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。

九月初，少年班第三学年开始了。

这一年的课程比前两年更紧张。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计算机四门主课，每一门都有大量的作业和考试。张教授继续教数学，这学期讲的是数学分析和微分方程。他的课还是一样，不看教案，所有的公式和定理都装在他脑子里。他在黑板上写板书，写满一黑板擦掉再写，速度很快，一节课能讲普通班级两节课的内容。大多数学生跟不上，下课之后要花两三个小时消化。陈砚洲能跟上，但他也要花时间复习。

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。早上六点起床跑步锻炼身体，七点到八点背英语单词，八点到十二点上课，中午休息半小时，下午一点到五点上课或自习，五点到六点吃饭休息，六点到十点做作业和看书，十点到十一点做竞赛题，十一点熄灯睡觉。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学习时间，比前两年多了两个小时。他知道自己在跟时间赛跑——比别人小四岁，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四倍的努力。

九月中旬，他收到了家里的信。信是父亲写的，内容不长。

砚洲：

贷款的事，你爷爷去县里问过了。农行的刘主任看了你写的计划书，说写得很好，问是谁写的。你爷爷说是你在少年班写的。刘主任说可以贷，但要抵押。你爷爷把矿上的设备和厂房做了评估，能贷二十五万。差五万，你爷爷说再想想办法。

矿上最近出了点事。王家的人来闹了一次，说咱家的矿越界了，占了他们的资源。你二叔跟他们吵了一架，差点打起来。后来找了镇上的领导调解，说是界线不清楚，要重新测量。

你爷爷让你别担心，好好读书。

爸

1993年9月10日

陈砚洲把信看了两遍。贷款的事在预期之中，二十五万虽然不够三十万，但差得不多，爷爷能找到办法凑齐。让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——王家来闹。王家是县城的另一个煤老板，跟陈家做了多年的邻居，两家的矿挨在一起，界线本来就不清楚。前世两家为了矿界的事打过官司，打了三年，最后不了了之。这一世，这件事提前了。

他铺开信纸，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。

爸：

信收到了。贷款的事，二十五万够用了。差的那五万，可以从加工厂的利润里挪一部分，也可以找亲戚朋友借。利息不要太高就行。

王家的事，您和爷爷要注意。界线不清楚，就找县里的测绘队来重新测量，把界线定死。定死了之后，白纸黑字写下来，谁也赖不掉。不要跟他们吵，吵没有用。法律比拳头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