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章 春节暗流

1994年1月下旬，陈砚洲回到家的第三天，县城下了一场大雪。

雪是从半夜开始下的。陈砚洲躺在床上，听到瓦片上沙沙的声音，像有人在屋顶上撒盐。那声音很轻很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一些。老宅的堂屋没有暖气，靠的是灶房烧火带过来的一点热气，到了后半夜，温度降下来，被窝外面像冰窖一样。他闭着眼睛，听着窗外的雪声，想起了合肥的宿舍。宿舍里有暖气，冬天穿一件单衣就够了。但老宅的冷，是一种他从小就熟悉的冷，冷得踏实，冷得让人安心。

第二天早上推开门，院子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，足有半尺深。枣树的枝干上挂满了雪，压弯了枝条，像是披了一件白色的棉袄。院墙的瓦片上也是白的，只有烟囱周围那一圈是黑的，还在往外冒青烟。王桂兰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，锅铲碰撞的声音和油锅滋滋的响声从灶房传出来，夹杂着葱花爆香的味道。陈建国在院子里扫雪，扫帚一下一下地划在雪地上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节奏很慢，像在做一件不急不慢的事。

陈砚洲穿上奶奶做的棉袄，走到院子里。棉袄是藏蓝色的，厚实暖和，但样子老气，周维庸说像退休老干部穿的。他不在乎样子，在乎的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心意。他蹲下来，用手抓起一把雪，捏了捏。雪很松，捏不成团，是干雪。他把雪扬掉，站起来，看着院墙外面的世界。远处的田野、树林、村庄，全被雪覆盖了，天地之间只剩下黑白两色，干净得像一幅水墨画。

“砚洲，过来吃饭。”王桂兰在灶房门口喊他。

早饭是小米粥、馒头、腌萝卜、炒鸡蛋。小米粥熬得稠稠的，表面结了一层米油，喝一口，从喉咙暖到胃里。馒头是王桂兰自己蒸的，个头大，咬一口松软香甜。陈砚洲吃了两个馒头，喝了两碗粥，吃得额头冒汗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早饭了。学校食堂的早饭永远是稀饭、馒头、咸菜，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，馒头硬得像石头，咸菜咸得发苦。不是食堂不会做，是食堂要控制成本，只能用最便宜的食材、最简单的方法。

吃完饭，陈砚洲帮着母亲洗碗。李秀兰在灶房里洗碗，他在旁边用干布擦碗。母子俩站在灶台前，水是热的，灶膛里的余温还没有散去，灶房里暖烘烘的。李秀兰的手泡在热水里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关节处裂了几道口子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。陈砚洲注意到了，但没有说。说了也没用，母亲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就不干活。

“砚洲，你寒假作业多不多？”李秀兰问。

“不多。大学没有寒假作业，我自己给自己布置了一些。”

“那你多休息。别总看书，眼睛会坏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李秀兰没有再说话。她把最后一个碗洗干净，放到碗架上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转过身看着儿子。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不是悲伤，不是担忧，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。陈砚洲见过这种眼神，前世见过。那是母亲在看他离开家的时候才会有的眼神。

“妈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李秀兰摇了摇头，“就是觉得你长得太快了。一转眼就十三岁了，再过几年就要工作了，就要成家了，就要离开家了。”

“我不离开家。”陈砚洲说，“我读完书就回来。”

“回来干什么？回来挖煤？”

“回来做更大的事。”

李秀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她不懂儿子说的“更大的事”是什么，但她知道儿子不是在说大话。这个孩子从三岁起就没有说过大话。每一句她说听不懂的话，最后都变成了真的。

上午，陈砚洲去了二叔家。

二叔家在村东头，是一栋新盖的砖瓦房，三间正房，一间灶房，一个院子，比陈家老宅小一些，但新得多。院墙上抹了水泥，大门是铁皮的，刷了红漆，门楣上贴着“福”字，倒着贴的，寓意“福到了”。陈砚洲推开铁门，吱呀一声响，院子里没有人。他喊了一声：“二叔，二婶。”

陈建业从堂屋里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杯茶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，脚上是一双新的棉皮鞋，鞋面上还沾着雪。他看了陈砚洲一眼，脸上露出笑。“砚洲来了？进来坐。”

陈砚洲走进堂屋，看到二婶刘芳正在擦桌子，堂弟陈砚磊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本看图识字。陈砚磊七岁了，比上次见面时长高了一些，脸还是圆的，但瘦了一点，轮廓开始像一个小男孩而不是一个幼儿了。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，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，头发剪得很短，露出圆圆的脑袋。

“砚磊，叫哥哥。”刘芳说。

“哥哥。”陈砚磊叫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比上次响亮了一些。

陈砚洲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糖果，递给陈砚磊。“给你的。”

陈砚磊接过去，打开袋子，看到里面是五颜六色的糖果，眼睛亮了一下。他拿起一颗，剥开糖纸，塞进嘴里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

“砚洲，你在合肥读书，一个月花多少钱？”陈建业坐在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的茶杯冒着热气。

“一百五左右。”

“一百五？那你一年就是一千八。加上学费、路费、买书的钱，一年至少两千五。”陈建业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像是在算一笔账，算的是陈家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。

“少年班不用交学费。”陈砚洲说，“国家给补贴。一年两千五用不完。”

陈建业点了点头，喝了一口茶。“你爷爷对你是真舍得。”

陈砚洲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。不是“爷爷对你舍得”，是“爷爷对你舍得，对我儿子不一定舍得”。他看了一眼陈砚磊，陈砚磊正低着头翻看图识字，嘴里含着糖，对大人的对话毫无兴趣。七岁的孩子，还不知道什么叫“舍得”，什么叫“舍不得”。

“二叔，砚磊在哪儿上学？”陈砚洲问。

“镇上小学。一年级。”陈建业说，“成绩还行，班里前十名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不如你。你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跳级了。”陈建业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嫉妒，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——像是在比较，又像是在提醒自己：我的儿子不如你，但我不会让这种不如持续太久。

陈砚洲没有接话。他在二叔家待了半个多小时，聊了一些家常话，然后起身告辞。走到院门口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陈砚磊还坐在椅子上，低着头看书，陈建业站在堂屋门口，手里端着茶杯，看着陈砚洲的背影。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碰了一下，然后各自移开。

下午，陈广厚从矿上回来了。他把草帽挂在门后的钉子上，拍了拍身上的雪，走到堂屋，坐到太师椅上。陈砚洲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递过去。陈广厚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“爷爷，矿上今天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新井口的设备安装完了，等开春就能试生产。”陈广厚睁开眼睛，看着孙子，“你上次说的那个股票的事，你爸跟我说了。他反对，我支持。”

陈砚洲没有说话。他知道爷爷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个话题，一定是有话要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