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章 春节暗流

“你爸那个人，胆子小，怕赔钱。”陈广厚说，“我不怕。不是因为我胆子大，是因为我相信你。你从小到大，说的每一件事，最后都对了。不是蒙的，是真懂。所以我信你。”

“爷爷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会。”陈广厚喝了一口茶，“但你记住一件事——钱赔了可以再赚，命只有一条。不管做什么，安全第一。炒股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别把命搭进去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。他知道爷爷说的“别把命搭进去”不是指生命安全，是指别把全部身家都押上去。爷爷是在提醒他——不要赌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看电视。电视是那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，放在堂屋的方桌上，信号不好，屏幕上全是雪花点，声音断断续续的。但一家人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端着茶壶，眼睛盯着屏幕，但陈砚洲注意到爷爷的眼睛是眯着的，不像在看电视，更像在打盹。王桂兰坐在旁边纳鞋底，针线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。陈建国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不时吸一口，烟头在黑暗中明灭。李秀兰坐在灶房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在削，削好了递给陈砚洲。

陈砚洲接过苹果，咬了一口。苹果是自家院子里种的，不脆，有点面，但很甜。他一边吃苹果一边看电视，电视里在播一个电视剧，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，他看不进去，脑子里在想别的事。

他在想二叔。

今天在二叔家的半个多小时，他看到了很多东西。二叔脚上那双新棉皮鞋，至少值五十块钱。二婶身上的毛衣，是机器织的，不是手工的，也要三四十。陈砚磊那本看图识字，是精装版的，县新华书店卖五块八。这些消费水平，超出了二叔的工资收入。二叔在矿上拿工资，一个月三百出头，二婶在家带孩子没有收入，一家三口靠三百块钱生活，不可能买得起五十块的皮鞋、三四十块的毛衣、五块八的精装书。

除非他有别的收入来源。

陈砚洲没有证据，但他有一种直觉——二叔在销售上做了手脚。不是大手脚，是小手脚。一百块钱里扣五块，一千块钱里扣五十。客户付了货款，二叔截留一部分，上交一部分。这种手法在九十年代初的乡镇企业里很常见，查不到是因为没人查，查到了也不算大事，把钱退回去就行。但如果不查，时间长了，小手脚会变成大手脚，小毛病会变成大毛病。

他看了一眼爷爷。陈广厚还在打盹，茶壶放在膝盖上，壶嘴还在冒热气。陈砚洲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没有证据的话不能说，说了就是挑拨离间。他需要证据。不是为了让二叔难堪，是为了让二叔收手。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，让二叔知道有人在看着，有人在算着，有人会把账算清楚。

春节前两天，陈砚洲去了一趟县城。

他骑自行车去的，花了四十分钟。县城比暑假来时更热闹了，主街两边的店铺都挂起了红灯笼，贴着春联和福字。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队，人们在买年货——糖果、瓜子、花生、烟酒、布料。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火药味和炸油条的香味，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只有过年才会有的味道。

他先去邮局寄了一封信。信是写给张教授的，汇报寒假的学习进度。他在信里说，华罗庚的《数论导引》看了一半，陈景润的《初等数论》看完了，《数学思想史》看了三分之一。他还在信里问了几个问题，都是看书时遇到的难点。寄完信，他去了新华书店。

新华书店在县城的主街上，是一栋两层的小楼，一楼卖书，二楼卖文具。他走进去，在书架前站了半个多小时，翻了几本书，最后买了两本——一本是《证券投资分析》，一本是《公司财务管理》。两本书加起来十八块钱，他把钱付了，把书塞进书包里。

从书店出来，他去了农贸市场。

农贸市场比平时大了很多，多了几十个临时摊位，卖年货的、卖对联的、卖鞭炮的、卖年画的。他走到干货摊位前，看了看红枣的价格。统货一块五一斤，比去年涨了三毛。特级枣三块一斤，比去年涨了两毛。他问摊主：“今年的枣好卖吗？”

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，头上戴着一顶旧帽子。他看了陈砚洲一眼，说：“好卖。今年的枣品质好，价格也高。你是哪家的？”

“陈家的。陈家沟那个加工厂的。”

摊主的眼睛亮了一下。“你是陈广厚的孙子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爷爷那个加工厂的红枣，在我们这卖得最好。包装好，品质稳定，回头客多。去年一年卖了两万多斤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他在市场上转了一圈，看了其他干货摊位的红枣价格和品质，又看了卖核桃、小米、杂粮的摊位。他在心里记下了一组数据——红枣的市场价、核桃的市场价、小米的市场价，以及各种农产品的品质差异和销售情况。这些数据，回去之后要整理出来，写信告诉吴技术员。

从县城回来的路上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他骑在土路上，路两边是黑黢黢的枣树林，风很大，吹得他耳朵疼。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，低着头骑车，车轮在土路上碾出两道浅浅的车辙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然后是鞭炮声，噼里啪啦的，断断续续，像是在为新年预热。

除夕那天，陈家老宅从早上就开始忙了。

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里忙了一整天，杀鸡、宰鱼、剁肉、和面、包饺子。灶房里热气腾腾，锅里的油滋滋响，案板上的刀声咚咚咚，像一首节奏明快的曲子。陈建国在院子里贴春联，陈砚洲帮忙扶着梯子。春联是陈建国自己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但内容不错——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陈广厚站在院子里看着，没有说话，但嘴角微微翘着。

下午，二叔一家来了。陈建业提着一瓶酒和一袋水果，刘芳端着一盆红烧肉，陈砚磊穿着一件新衣服，红色的棉袄，黑色的裤子，脚上是一双新棉鞋。陈砚磊一进门就跑去找陈砚洲，手里拿着一个玩具——一辆塑料小汽车，红色的，轮子能转。

“哥哥，你看！”陈砚磊把汽车举起来，给陈砚洲看。

“好看。”陈砚洲说。

“我爸给我买的。”陈砚磊的语气里带着骄傲，“花了五块钱。”

陈砚洲看了一眼那辆小汽车。塑料的，做工粗糙，轮子歪歪扭扭，在县城的地摊上顶多值两块钱。二叔跟陈砚磊说花了五块钱，不是真的花了五块钱，是想让陈砚磊觉得父亲对他好。陈砚洲没有说破，只是笑了笑。

年夜饭在堂屋里摆了两桌。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。大人那桌有陈广厚、陈建国、陈建业、王桂兰，四个大人。小孩那桌有陈砚洲、陈砚磊，还有二婶刘芳——她在小孩这桌陪着陈砚磊吃。菜很丰盛，鸡鸭鱼肉样样齐全，还有王桂兰拿手的红烧肉和李秀兰做的糖醋鱼。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，陈砚洲最爱吃的，王桂兰特意包了两盘，一盘给陈砚洲，一盘给陈广厚。

陈广厚端起酒杯，看了一眼全家人。“过年了，一家人齐齐整整的，比什么都强。”他喝了一口酒，放下杯子，“今年矿上扩产，加工厂赚钱，砚洲拿了全国第三。明年会更好。”

陈建业也端起酒杯，笑着说：“爹说得对。明年会更好。砚洲在合肥读书，砚磊在镇上读书，两个孩子都有出息，咱们陈家以后不得了。”

陈砚洲听着二叔的话，心里在想：二叔嘴上说得好听，心里不一定这么想。他说“两个孩子都有出息”，听起来是在夸陈砚磊，实际上是在暗示——我的儿子也不差，你不要只盯着大房的孙子。这是一种很隐晦的竞争，不说破，但谁都听得出来。

陈广厚没有接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陈建国低着头吃菜，好像没听懂。陈砚洲什么都听懂了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

吃完饭，陈广厚给两个孩子发压岁钱。他给陈砚洲一个红包，给陈砚磊一个红包，两个红包一样厚。陈砚洲接过红包，说了声“谢谢爷爷”。陈砚磊接过红包，拆开看了一眼，里面是两张十块钱的钞票。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把红包塞进口袋里，跑去找母亲了。

陈砚洲没有拆红包，但他知道里面有多少。爷爷给压岁钱从来不偏心，大房二房一样多。但在别的事情上，爷爷的心是偏的。偏向他。二叔看得出来，陈砚磊还小，看不出来。等陈砚磊长大了，他也会看得出来。到那时候，二叔家的不满就会从二叔一个人变成二叔一家人的不满。这是陈砚洲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但他没有办法避免。因为爷爷的偏心不是他能控制的，二叔的不满也不是他能消除的。他唯一能做的，是在不满变成仇恨之前，把陈家的规矩立起来。让所有人都按规矩办事，不靠偏心，不靠人情，靠白纸黑字的制度。

鞭炮声从村子的各个方向响起来，此起彼伏，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。陈砚洲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。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一朵接一朵，照亮了院墙、枣树和屋顶上的积雪。陈砚磊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根烟花棒，在雪地上画圈。烟花棒发出的光很微弱，照不清他的脸，但陈砚洲能看到他的眼睛——亮晶晶的，跟所有七岁的孩子一样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

陈砚洲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一丝不忍。这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做什么，不知道这个家族将来会面临什么，不知道站在他旁边的堂哥已经在算计他父亲。陈砚洲不想算计任何人，但他没有选择。如果他不算计，陈家就会像前世一样，在内斗中败落。到那时候，陈砚磊也不会好过。二叔截留的钱，不够陈砚磊过一辈子。陈家的产业散了，陈砚磊什么也分不到。

所以他要做的，不是打败二叔，是让二叔收手。在事情还来得及挽回的时候，让二叔知道这条路走不通。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陈家，也是为了陈砚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