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章 账目风波

1994年2月上旬，春节刚过，县城的年味还没有散去。

正月初五的早晨，陈砚洲被鞭炮声吵醒。按照县城的习俗，初五是“破五”，要放鞭炮“送穷”，把穷神送走，迎接新一年的财运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奶奶做的棉袄，走到院子里。地上全是红色的鞭炮碎屑，像铺了一层红地毯。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，呛人，但喜庆。陈广厚已经站在院子里了，手里端着茶壶，看着满地的红纸屑，脸上的表情比前几天舒展了一些——过年了，矿上停工，他终于可以歇几天了。

陈砚洲走到爷爷身边，接过他手里的茶壶，给他续了一杯热茶。陈广厚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靠在枣树上。枣树光秃秃的，枝干上还挂着几片枯叶，在晨风里轻轻摇晃。

“砚洲，你什么时候回合肥？”陈广厚问。

“正月十五之后。学校正月二十开学，我提前几天回去。”

“那还有一个多星期。”陈广厚点了点头，“这几天你把矿上的账看一看。”

陈砚洲愣了一下。“矿上的账？”

“对。”陈广厚说，“你上次说要把权责理清楚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你说得对。矿上的账，你爸管生产账，你二叔管销售账，我管总账。各管一摊，谁也不看谁的账。这个规矩不对。”他看着远处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“你帮我把矿上的账从头到尾理一遍。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。”

陈砚洲沉默了几秒。他知道爷爷说“有没有问题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问账目清不清楚，是问二叔有没有做手脚。爷爷不是一个多疑的人，但他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。二叔的消费水平、二婶的新衣服、陈砚磊的精装书，这些事爷爷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没有说，不代表他不知道。

“好。”陈砚洲说，“但爷爷，我需要一个人帮我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吴技术员。他对数字敏感，做账也仔细。”

陈广厚看了孙子一眼。“行。明天你去加工厂找他，让他这几天别管加工厂的事，专门帮你理账。”

正月初六，陈砚洲骑自行车去了加工厂。

加工厂已经复工了。工人们在院子里洗红枣、分级、包装，动作熟练，秩序井然。吴技术员在办公室里记账，看到陈砚洲进来，摘下眼镜，合上账本。

“砚洲？你不是还在放假吗？”

“吴叔，爷爷让我来请您帮个忙。”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理矿上的账。”

吴技术员的表情变了一下。他在县食品厂干了三十年，从会计做到副厂长，什么账都见过。他知道“理账”两个字意味着什么。不是算账，是查账。查账就意味着有人怀疑账有问题。

“你爷爷的意思？”

“对。爷爷说，矿上的账各管一摊，谁也不看谁的，这个规矩不对。让我帮他把账从头到尾理一遍。”

吴技术员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“行。你爷爷开口了，我没有不帮的道理。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明天。我去矿上把账本拿过来，咱们在加工厂理。清静。”

“好。”

正月初七，陈砚洲去了矿上。

陈广厚把陈建国和陈建业叫到了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三个人加陈砚洲，站得满满当当。陈广厚坐在椅子上，陈建国和陈建业站在对面，陈砚洲站在门口。

“建国，把你管的生产账拿来。”陈广厚说。

陈建国从抽屉里拿出几个账本，放在桌上。陈广厚翻了翻，递给陈砚洲。

“建业，把你管的销售账拿来。”

陈建业的脸色变了一下。那变化很细微，只是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眼睛眨了一下，然后就恢复了正常。但陈砚洲注意到了。

“爹，账本在矿上，我明天拿来。”陈建业说。

“不用明天。你现在就回去拿。”陈广厚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陈建业看了父亲一眼，又看了陈砚洲一眼，转身走了。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陈建国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父亲的脸色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陈广厚端起茶壶喝了一口，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。陈砚洲站在门口，等着。

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陈建业回来了。他手里拿着三个账本，放在桌上。陈广厚翻了翻，递给陈砚洲。

“砚洲，你把这几本账拿去加工厂，跟吴技术员一起理。理完了告诉我。”

陈砚洲接过账本，抱在怀里。他看了二叔一眼。陈建业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但他的眼睛在动——快速地、不自觉地眨动着。这是紧张的表现。陈砚洲什么也没说，抱着账本走出了办公室。

从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二，陈砚洲和吴技术员在加工厂的办公室里，理了五天账。

吴技术员负责算数字，陈砚洲负责对账目。生产账记录的是煤炭的产量——每天出多少煤，卖给谁，什么价格。销售账记录的是煤炭的销量和回款——每天卖多少煤，收了多少钱，还欠多少钱。两本账应该是对得上的——生产了多少，就应该卖出多少；卖出了多少，就应该收回多少钱。如果对不上，说明有问题。

第一天，他们把1993年全年的账目按月份分开，一月份一月份地理。

吴技术员用算盘打数字，打得飞快，珠子噼里啪啦响，像在弹一首快节奏的曲子。陈砚洲用笔算，心算加列式，速度不比吴技术员慢。两个人配合默契，一个报数，一个记录。

第一天的结果：一月份对得上，二月份对得上，三月份对得上。

第二天的结果：四月份对得上，五月份对得上，六月份对得上。

陈建业的脸色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太好。他每天都会来加工厂“看看”，站在办公室门口，问一句“理得怎么样了”，然后不等回答就走了。他不问具体数字，不问对得上对不上，只问进度。陈砚洲知道他不是真的关心进度，他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发现。

第三天下午，吴技术员算到七月份的账，停下了算盘。

“砚洲，你过来看看。”

陈砚洲走过去，看着桌上的账本。生产账上写着：七月份，产煤三千二百吨，全部销售给省城燃料公司，单价八十二元每吨，总货款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元。销售账上写着：七月份，销售给省城燃料公司煤三千二百吨，单价八十二元每吨，总货款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元。两本账对得上。但吴技术员指的不是这一笔，是另一笔。

“你看这里。”吴技术员指着销售账上的一行字，“七月十五号，销售给县砖瓦厂煤二百吨，单价七十五元每吨，总货款一万五千元。这笔货，生产账上没有。”

陈砚洲翻到生产账的对应日期，七月十五号，上面写着：产煤一百五十吨，全部销售给省城燃料公司。没有县砖瓦厂。

“两百吨煤，从哪来的？”吴技术员问。

陈砚洲没有回答。他知道答案。这两百吨煤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是从省城燃料公司的订单里“扣”下来的。二叔跟省城燃料公司签了三千四百吨的合同，但只上报了三千二百吨，扣下了两百吨，卖给了县砖瓦厂。这两百吨煤的货款，一万五千元，没有进矿上的账。

“吴叔，这笔先放着，继续理后面的。”

第四天，他们又发现了三笔类似的账目。八月份一笔，九月份两笔，手法相同——从大客户的订单里扣下一部分，卖给小客户，货款不入账。四笔加起来，一共扣了六百五十吨煤，货款四万八千多元。

陈砚洲把这几页账折了角，做了标记。

正月十二晚上，陈砚洲把账本带回了陈家老宅。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陈建国坐在对面，陈建业坐在门口。陈砚洲站在桌子旁边，把账本翻开，翻到做了标记的那几页。

“爷爷，账理完了。”他说，“大部分账目都对得上。但有四笔账对不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