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章 账目风波

“哪四笔？”陈广厚的声音很平静。

陈砚洲把四笔账一一点出来。七月一笔，八月一笔，九月两笔。时间、数量、金额、手法，说得清清楚楚。他说的时候，没有看二叔。不需要看，他能感觉到二叔的目光，像一根针，扎在他身上。

陈广厚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，一下一下，像在倒计时。陈建业的脸色铁青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手指在膝盖上微微发抖。

“建业，你说。”陈广厚终于开口了。

陈建业站起来，声音有些发紧。“爹，这几笔账，是我经手的。但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客户那边要回扣，我不给，人家就不跟咱们做生意。我也是没办法。”

“回扣？”陈广厚的声音冷了下来，“回扣多少？”

“百分之五。”

“百分之五，四万八千块的货款，回扣就是两千四。剩下的四万五千六呢？”

陈建业的脸色更白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出来。陈广厚看着他的二儿子，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。不是愤怒，是失望。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失望，比任何愤怒都要沉重。

“建业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的？”

“去年……去年年初。”

“做了多少次？”

“没统计过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陈建业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
“我问你，多少钱？”陈广厚的声音大了一些。

“大概……大概五六万。”

陈广厚端起茶壶，喝了一口茶。他的手在抖，茶壶盖子磕在壶口上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他把茶壶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“建国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陈建国张了张嘴，看了看弟弟，又看了看父亲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爹，您拿主意。”

陈广厚睁开眼睛，看着陈建业。

“建业，你做的事，按规矩是要坐牢的。但我不送你去坐牢。你是陈家的儿子，砚磊还小，不能没有爹。我给你两条路。第一条，你把拿走的钱全部退回来，从今天开始，矿上的销售账由会计统一管，你只管跑业务，不管钱。第二条，你带着老婆孩子，从陈家搬出去，矿上的事跟你再也没有关系。你选。”

陈建业的眼眶红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过了很久，他抬起头，看着父亲。“爹，我选第一条。钱我退，账我交。”

陈广厚点了点头。“行。正月十五之前，把钱退清。正月十六，会计上任。你回去吧。”

陈建业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下脚步，看了陈砚洲一眼。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——愤怒、羞愧、不甘、无奈。但最多的，是一种被看穿的恐惧。他知道，查出这笔账的不是吴技术员，是他的侄子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用五天时间，把他一年多的小动作查得一清二楚。

陈建业走了之后，堂屋里又安静了下来。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端着茶壶，但没有喝。陈建国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王桂兰从灶房走出来，看了看堂屋里的气氛，又退了回去。李秀兰站在灶房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不知道该进该退。

陈砚洲站在桌边，没有说话。

“砚洲。”陈广厚叫他。

“爷爷。”

“你做得对。”

陈砚洲没有回答。他知道自己做得对，但这个“对”的代价，是二叔对他的恨。从今天开始，二叔不会原谅他。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面子。一个大人被一个孩子查出了账目问题，这个耻辱，二叔会记一辈子。

“爷爷，二叔会把钱退回来吗？”

“会。”陈广厚说，“他没有别的路走。但他心里不会服。这件事，不算完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。他知道不算完。这只是开始。

正月十五之前，陈建业把四笔账的四万八千多元全部退了回来。他把钱用报纸包着，放在陈广厚的桌上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陈广厚把钱点了一遍，交给陈建国，让他存到矿上的账户里。

正月十六，陈广厚在矿上开了一个会。参会的人不多——陈广厚、陈建国、陈建业、孙守业、吴技术员。陈广厚在会上宣布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矿上的账目由吴技术员统一管理，所有收入和支出必须经过吴技术员记账，任何人不得经手现金。第二，销售业务由陈建业继续负责，但他只管联系客户、谈价格，不管收款。客户付款必须直接汇到矿上的账户，陈建业不得经手现金。

没有人反对。陈建业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但他的手一直在抖。

正月十八，陈砚洲准备返回合肥。

他在老宅住了将近一个月，比暑假多待了一周。这一周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帮陈家立了规矩。账目统一管理、收支两条线、任何人不得经手现金。这些规矩在现代企业里是最基本的管理制度，但在1994年的县城小煤矿里，这是革命性的变化。爷爷接受了，父亲支持了，二叔被迫服从了。

但陈砚洲知道，规矩立下来只是第一步。执行规矩比立规矩难一百倍。二叔会不会阳奉阴违？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做手脚？会不会联合外人来对付陈家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从今天开始，二叔不再是他的二叔，是陈家的一个员工。员工可以合作，可以共事，但不能信任。信任这两个字，从账目风波那天起，就从这个家族里消失了。

临走的那天早上，母亲李秀兰给他煮了十个鸡蛋，让他带到路上吃。王桂兰给他装了两罐腌萝卜、一袋红枣、一袋核桃。陈建国站在院子里，看着他收拾行李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张了几次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端着茶壶，看着孙子忙前忙后。等陈砚洲把帆布包拉好拉链，背到肩上，陈广厚才开口。

“砚洲，你过来。”

陈砚洲走过去。

陈广厚放下茶壶，站起来，伸手整了整孙子的衣领。他的手很大，指关节粗大，动作却很轻，像是在整理一件易碎品。

“到了合肥，给家里写信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好好学习，别的事不用操心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二叔的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做得对。”

陈砚洲看着爷爷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有疲惫，有欣慰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一个老人，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，把该立的规矩立了，把该得罪的人得罪了。他不想让孙子替他背这个锅，所以他亲自出面，亲自拍板，亲自宣布。所有的不满，都冲着他来。孙子是清白的。

“爷爷，您保重身体。”

“好。”

陈砚洲转身，走出堂屋，穿过院子，推开大门。门外是那条土路，通向村口，通向县城，通向省城，通向合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是冷的，但干净，带着泥土和枣树的味道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陈家老宅——青砖灰瓦，门楣上“积善之家”四个字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金色。院墙里的枣树探出头来，光秃秃的枝干上已经有了小小的芽苞，春天要来了。

他转身，大步走向村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