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章 新的起点

1994年8月25日，陈砚洲回到了县城。

火车在省城到站后，他转乘汽车，在下午三点多到了县城。刚走出车站，就看到父亲陈建国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一种他很少见到的表情——不是高兴，是骄傲。一种从心底里涌出来的、压都压不住的骄傲，像春天的泉水，咕嘟咕嘟往外冒，挡都挡不住。

“砚洲！”陈建国大步走过来，接过他手里的帆布包，上下打量了他一遍。“长高了，也瘦了。在火车上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方便面。”

“方便面没营养。”陈建国把帆布包背到肩上，“走，回家。你爷爷在家等着呢，你奶奶做了你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，你妈杀了一只鸡。”

陈砚洲跟着父亲走出车站。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，黑色的，车身上还贴着保护膜，阳光一照闪闪发亮。陈建国跨上去，发动引擎，轰隆隆的声音在车站广场上回荡，引来不少人侧目。

“什么时候买的？”陈砚洲坐上去，抓住父亲的衣服。

“上个月。你爷爷说，你考上清华，得买辆新车去接你。不能让你坐拖拉机回来。”陈建国说着，挂上档，摩托车蹿了出去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县城的主街在两旁飞速后退，店铺、行人、自行车，一切都像电影里的快镜头，一闪而过。陈砚洲抓紧父亲的衣服，看着这个他长大的地方。四年了，县城的变化不大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——多了几栋新楼，多了几家店铺，路上的汽车多了，摩托车也多了。人们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了，比四年前更放松，更自信，像是在一个越来越好的时代里过日子，心里有底。

摩托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分钟，拐进村子的时候，陈砚洲远远就看到了陈家老宅。院墙上挂着红布，大门上贴着红对联，门楣上挂着一盏红灯笼，像过年一样。院子里有人声，有笑声，有锅铲碰撞的声音，有鞭炮的硝烟味。

“到了。”陈建国把摩托车停在门口，熄了火。

陈砚洲从车上跳下来，站在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然后推门进去。

院子里站满了人。爷爷陈广厚站在堂屋门口，手里端着那把紫砂壶，穿着一件新做的灰色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的皱纹比四年前深了，但精神比四年前好了。奶奶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手里还捏着一块面团，眼睛红红的。母亲李秀兰站在奶奶旁边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眼泪已经流下来了。二叔陈建业站在院子中间，脸上挂着笑，但陈砚洲注意到他的眼睛没有笑。二婶刘芳站在二叔旁边，抱着陈砚磊。陈砚磊七岁了，穿着一件新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根烟花棒，好奇地看着他。

“砚洲回来了！”王桂兰第一个冲过来，一把抱住孙子。“瘦了！瘦了！在学校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“奶奶，我吃了。”

“吃了还这么瘦？”王桂兰松开他，上下打量，“不行，这几天你得好好补补。奶奶给你炖鸡、炖排骨、炖鱼，一天三顿，顿顿有肉。”

李秀兰走过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拉住儿子的手，握得很紧。她的手粗糙了，指关节变粗了，掌心的老茧比四年前更厚。她在矿上帮忙，搬东西、记账、做饭，什么活都干，手能不粗糙吗？陈砚洲反握住母亲的手，也没有说话。有些话不需要说，握一下手就够了。

陈广厚站在堂屋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翘着。他没有走过来，没有拥抱，没有说“我想你”之类的话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端着茶壶，看着孙子。等王桂兰和李秀兰都说完了，他才开口。

“砚洲，进来。”

陈砚洲走进堂屋。堂屋里的布置跟四年前一模一样——方桌、条凳、太师椅、祖宗牌位、墙上的年画。但多了一样东西，方桌上铺了一块红布，红布上放着两个盘子，一个盘子里装着红枣和核桃，另一个盘子里装着录取通知书。录取通知书被裱在一个玻璃框里，放在盘子中央，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

“爷爷，这是……”

“你考上清华，这是咱家最大的事。”陈广厚坐到太师椅上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“坐。”

陈砚洲坐下来。陈建国、陈建业、王桂兰、李秀兰、刘芳、陈砚磊也都进来了，堂屋里挤得满满当当。

“砚洲，你爷爷要给你办酒席。”陈建国说，“请全村的人吃饭。”

“爸，不用——”

“不行。”陈广厚打断他，“必须办。你考上清华，这是咱陈家祖坟冒青烟的事。不办酒席，人家以为咱家不高兴。”

陈砚洲没有再推。他知道爷爷的脾气，决定了的事，谁也改不了。办酒席不只是为了庆祝，是为了告诉全县的人——陈家出了一个清华大学生。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陈家正在从“暴发户”变成“书香门第”的信号。虽然离真正的书香门第还差得远，但至少是一个开始。

酒席定在第二天中午。陈建国一大早就去了县城，买了半扇猪、两只羊、几十斤鱼、几箱酒、几箱饮料，把摩托车后座堆得满满当当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里忙了一上午，切菜、炒菜、炖肉、蒸馒头，灶房里热气腾腾，香味飘出去老远。

中午十一点，客人开始来了。先是村里的邻居，然后是镇上的干部，然后是县里的人。陈广厚站在门口迎客，手里端着茶壶，脸上挂着笑。他跟每一个人握手，说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”。陈建国在院子里招呼客人，端茶倒水，递烟敬酒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里上菜，一盘一盘往外端。

陈砚洲坐在堂屋里，跟客人打招呼。来的人他大多认识，有的叫叔叔，有的叫伯伯，有的叫爷爷。每一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——“砚洲，你可是咱县的状元啊！”“砚洲，你给咱县争光了！”“砚洲，以后当了官别忘了乡亲们！”

他一一回应，不卑不亢。有人敬酒，他端起杯子，抿一口。有人夸他，他点点头，说“谢谢”。有人问他学习的方法，他说“多看书，多做题”。有人问他以后的打算，他说“好好学习，将来回来建设家乡”。这些话他说了无数遍，每一遍都差不多，但他不觉得烦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些人不是在问他问题，是在表达一种情感——羡慕、嫉妒、骄傲、不甘，每一种情感都真实，每一种情感都值得尊重。

酒席吃到下午三点才散。客人走了之后，院子里一片狼藉——桌上的残羹剩饭、地上的烟头酒瓶、墙角的瓜子壳花生皮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收拾，陈建国在扫地，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

陈砚洲坐在爷爷旁边，没有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陈广厚睁开眼睛。

“砚洲，你九月一号开学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北京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路上小心。”

“好。”

陈广厚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到了北京，给你爷爷写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