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 合肥

林宇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周维庸差点从床上掉下来的话。“明天把你的笔记借我看看。”

周维庸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。林宇这个闷葫芦，居然主动找人借笔记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

陈砚洲说：“好。”

他闭上眼睛，嘴角微微翘起。

第一步，成了。

少年班的生活，比陈砚洲想象的要紧张。

课程安排得很满，上午四节课，下午三节，晚上还有晚自习。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计算机、政治、体育，一科不少。老师讲课的进度很快，一节课能讲普通高中一个星期的内容。

大多数同学都觉得吃力，但陈砚洲觉得刚刚好。前世的底子加上这十年的自学，让他跟得上任何一门课。他甚至觉得有些课程进度太慢，比如计算机课——老师还在讲basic语言的基础语法，而他前世好歹也用python写过数据分析脚本。

但他没有表现出来。他不想太出风头。摸底考试考第一已经够了，再继续碾压下去，只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和敌意。他需要的是融入，是建立关系，而不是鹤立鸡群。

所以他做了几件事。

第一，在学习上帮助同学。谁有不会的题来问他，他都耐心解答，从不摆架子。第二，在生活上照顾室友。他年纪最小，但生活能力最强——铺床、洗衣服、打饭、收拾宿舍，他都做得又快又好。第三，不炫耀，不吹嘘，不拿年龄说事。

慢慢地，他在宿舍里的位置确立了。不是靠年龄大——他是最小的——是靠靠谱。周维庸叫他“陈老师”，林宇虽然不说什么，但每次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。

一个月后，辅导员找到他，说班里要选班长，问他愿不愿意当。

陈砚洲想了想，拒绝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辅导员有些意外。

“我年纪太小，同学们不一定服。”陈砚洲说，“而且我想把更多时间用在学习上。”

这是说给辅导员听的。真实的原因更复杂——他不想太早暴露自己的领导意图。少年班这些学生，个个心高气傲，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当班长，表面上不会说什么，心里肯定不服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让一个年纪大、人缘好的人当，他在后面做实际的工作。

辅导员接受了这个理由，最后选了一个十六岁的北京男孩当班长。

陈砚洲什么都没说，但周维庸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“你小子，鬼得很。”一天晚上，周维庸从上铺探下头来，压低声音说，“你是不是故意不当班长的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你要是想当，辅导员肯定会让你当。你不当，是因为你不需要这个名头。你需要的是别的。”

陈砚洲看了他一眼。“你觉得我需要什么？”

“你需要我们这些人的信任。”周维庸说，“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黑暗中，陈砚洲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周维庸记了一辈子的话。

“维庸，你以后会做大事的。不是因为聪明，是因为你看得透。”

周维庸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“行，陈老师，这话我记住了。”

1990年11月，陈砚洲来合肥两个月了。

这两个月里，他做了一件事——给家里写信。

不是普通的家书。每封信都写得很长，三四页纸，密密麻麻。信的抬头是“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奶奶”，内容分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报平安，说自己在学校过得很好，学习跟得上，吃得好睡得好；第二部分是问家里的情况，矿上怎么样，爷爷身体怎么样，弟弟陈砚磊有没有好好读书；第三部分是“建议”。

这些“建议”写得很巧妙。他不是以“我知道该怎么做”的口吻写的，而是以“我在书上看到”“听老师说”“跟同学讨论”的方式，把一些信息传递回去。

比如第一封信里，他写道：

“爷爷，我们经济学课上讲到一个概念，叫‘规模效应’。老师说，同样一个煤矿，年产量一万吨和年产量十万吨，成本能差出百分之三十。因为固定成本（设备、管理、运输）摊到每吨煤上的钱不一样。产量越大，每吨煤的成本越低。咱们家现在的矿，年产量是多少？能不能再扩大一些？”

这封信寄回去后，陈广厚拿着信看了三遍。

他不是看懂了“规模效应”——这个道理他干了这么多年矿，其实心里是知道的，只是没人给他总结成这个词。他看的是，这个十岁的孙子，在千里之外的大学里，已经开始用学到的知识帮家里想问题了。

他当即把孙守业叫来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咱们的矿，年产量能不能翻一倍？”

孙守业算了半天，说：“能是能，但得加设备、加人，前期投入不小。”

“投入多少？”

“少说也得二十万。”

陈广厚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干。”

孙守业愣了一下。“陈老板，二十万，不是小数目……”

“我说干就干。”陈广厚一挥手，“我孙子说了，规模大了成本就低。我相信他。”

第二封信里，陈砚洲写道：

“爸，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讲广东经济的书。广东那边的乡镇企业，跟咱们这边不一样。他们不只是靠资源（矿产、木材），更多的是做加工——把别人不要的原材料买过来，加工成产品再卖出去，赚的是加工费。这个钱虽然赚得少，但稳定，不受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。咱们县有那么多农产品（红枣、核桃），能不能考虑搞一个加工厂？”

陈建国看完这封信，想了很久。搞农产品加工？他一个挖煤的，懂什么红枣核桃？但他又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——煤价确实忽高忽低，好的时候赚钱赚到手软，差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如果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确实是个好事。

他把这个想法跟陈广厚说了。陈广厚想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先不急，看看砚洲下一封信怎么说。”

第三封信很快就来了。这一次，陈砚洲说得更具体：

“爷爷、爸，关于农产品加工的事，我在学校问了一个安徽的同学。他们老家那边有人做红枣加工，就是把红枣去核、烘干、包装，卖到城里的大超市。一斤红枣收购价才几毛钱，加工后能卖到两三块。咱们县的红枣品质不错，但都是散卖，卖不上价。如果咱们建一个加工厂，把全县的红枣收过来加工，再找渠道卖到省城甚至北京，利润应该不错。启动资金不用太多，几万块钱就够了。可以先小规模试一下，如果效果好再扩大。”

陈广厚把信放在桌上，端起茶壶喝了一口，然后对陈建国说：“你抽个时间，去县里问问，办个加工厂要什么手续。”

陈建国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听儿子的话——不，是听儿子的建议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给他的父亲和爷爷提建议，而他们居然在认真地考虑，甚至准备执行。

这事要是搁在十年前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

1991年春节，陈砚洲从合肥回了家。

半年不见，他长高了一点，但还是比同龄人矮。说话的口音变了，带了一点南方的腔调。整个人看起来更沉稳了，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不像一个刚满十一岁的孩子。

年夜饭，陈家老宅的堂屋里摆了两桌。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。陈砚洲本来应该坐在小孩那桌，但陈广厚发话了：“砚洲坐这桌。”

没有人反对。陈建业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正常。

席间，陈广厚问起学校的事。陈砚洲挑着说了些，没有讲自己考了第一名的事，也没有讲老师们对他的评价。他只说同学们都很好，老师也很照顾他，学习跟得上。

陈广厚点了点头，然后话锋一转：“你信上说的那个红枣加工厂，你爸去问过了。县里说可以办，但要先拿到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这些手续不难，关键是销路。你那个安徽同学说的‘城里的超市’，咱们这边没有。省城的超市，咱们也不认识人。”

陈砚洲放下筷子。“爷爷，销路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

“你？你在合肥，怎么想办法？”

“我在学校认识一个同学，他爸是合肥一家食品公司的经理。我可以找他问问，看他们公司收不收红枣加工产品。”

陈广厚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那个同学，可靠吗？”

“可靠。”

陈广厚没再问。他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全桌人都安静下来的话。

“砚洲，你十一岁了。爷爷六十多了，干不了几年了。你爸那个人，守成可以，开拓不行。你二叔……”他看了一眼陈建业，没把话说完，“总之，这个家，以后是你的。”

陈建国低着头，没说话。

陈建业的筷子停在半空中，过了两秒才继续夹菜。

陈砚洲看着爷爷，没有推辞，也没有谦虚。他只是说了一句：“爷爷，您放心。”

就四个字。

但这四个字，陈广厚听出了分量。

年夜饭结束后，陈砚洲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听着远处断断续续的鞭炮声。

1991年了。

这一年，苏联解体。这一年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。这一年，浦东开发正式启动。这一年，距离他前世记忆中陈家的巅峰还有十二年，距离陈家开始衰落还有十五年。

十二年。十五年。

他要在这些年里，做一件前世没有做成的事——把陈家，从县城煤老板，变成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。

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了。

陈砚洲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
明天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