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章 寒假回家

1995年1月底，陈砚洲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，他收拾好行李，背着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，从清华西门坐公交车去了北京站。火车是夜车，硬座，要坐十几个小时。他没买卧铺，不是因为买不起——股票赚了钱，存折上还有余钱——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。硬座虽然累，但能省下一百多块钱。一百多块钱，够给奶奶买两瓶护膝的药酒了。

火车在夜色中驶出北京站，窗外的灯火渐渐稀疏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漆黑。陈砚洲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，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。脑子里在过这半年的事——报到、军训、上课、考试、股票、学生会、王卓然、赵宇航。每一件事都像一颗珠子，串在一起，成了他在清华的第一学期。半年前，他十四岁，一个人拎着帆布包走进清华园，谁都不认识。半年后，他有了朋友、有了对手、有了成绩、有了收益。不快不慢，刚刚好。

第二天上午，火车到达省城。他转乘汽车，下午两点多到了县城。刚走出车站，就看到父亲陈建国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新的黑色夹克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压都压不住的骄傲。

“砚洲！”陈建国大步走过来，接过他手里的帆布包，上下打量了一遍。“瘦了。在学校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“吃了。食堂的饭挺好的。”

“好什么好，食堂的饭能有家里的好吃？”陈建国把帆布包背到肩上，“走，回家。你爷爷在家等着呢，你奶奶包了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。”

陈砚洲跟着父亲走出车站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车身上的漆还闪着光，一看就是新车。

“什么时候买的？”陈砚洲问。

“上个月。”陈建国拉开车门，“你爷爷说，你考上清华，得买辆车接你。不能老让你坐拖拉机回来。”

陈砚洲坐进副驾驶，车里有一股新车的味道，皮革和塑料混在一起，不算好闻，但让人踏实。陈建国发动引擎，车子稳稳地驶出车站。

“爸，这车多少钱？”

“十二万。”

“贵了。桑塔纳不用这么多，您被人坑了。”

陈建国愣了一下。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但买都买了，算了。”

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“行，下次买车你帮我砍价。”

“下次换车的时候，我帮您挑。”

车子拐进村子的时候，陈砚洲远远就看到了陈家老宅。院墙上挂了红灯笼，大门上贴了新对联，门楣上挂着一块红布，像过年一样。他下车，推开大门，院子里站满了人。

爷爷陈广厚站在堂屋门口，手里端着那把新紫砂壶，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奶奶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眼睛红红的。母亲李秀兰站在奶奶旁边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眼泪已经流下来了。二叔陈建业站在院子中间，脸上挂着笑，但眼睛里的表情很复杂。二婶刘芳站在二叔旁边，陈砚磊站在母亲身前，八岁了，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，手里拿着一根烟花棒，好奇地看着他。

“砚洲回来了！”王桂兰第一个冲过来，一把抱住孙子。“瘦了！瘦了！在学校是不是没好好吃饭？”

“奶奶，我吃了。”

“吃了还这么瘦？”王桂兰松开他，上下打量，“不行，这几天你得好好补补。奶奶给你炖鸡、炖排骨、炖鱼，一天三顿，顿顿有肉。”

李秀兰走过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拉住儿子的手，握得很紧。她的手比半年前更粗糙了，指关节更粗了，掌心的老茧更厚了。陈砚洲反握住母亲的手，也没有说话。有些话不需要说，握一下手就够了。

陈广厚站在堂屋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微微翘着。他没有走过来，没有拥抱，没有说“我想你”之类的话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端着茶壶，看着孙子。

“砚洲，进来。”

堂屋里的方桌上，除了祖宗牌位和茶具，还多了一样东西——一个玻璃相框，里面镶着陈砚洲的清华学生证。相框不大，但摆在桌子正中央，旁边放着红枣和核桃，像供品一样。陈砚洲看了一眼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。爷爷没文化，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骄傲，就把他的学生证供在祖宗牌位旁边，好像告诉列祖列宗：陈家出大学生了。

陈广厚坐到太师椅上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“坐。”

陈砚洲坐下来。陈建国、陈建业、王桂兰、李秀兰、刘芳、陈砚磊也都进来了，堂屋里挤得满满当当。

“砚洲，你爷爷要给你办酒席。”陈建国说，“请全村的人吃饭。”

“爸，不用——”

“不行。”陈广厚打断他，“必须办。你考上清华，这是咱陈家祖坟冒青烟的事。不办酒席，人家以为咱家不高兴。”

陈砚洲没有再推。他看了一眼爷爷，又看了一眼父亲，又看了一眼二叔。二叔的脸上挂着笑，但那笑容像贴在墙上的画，好看，但不真实。

酒席定在第二天中午。陈建国一大早就去了县城，买了半扇猪、两只羊、几十斤鱼、几箱酒、几箱饮料，把桑塔纳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里忙了一上午，切菜、炒菜、炖肉、蒸馒头，灶房里热气腾腾，香味飘出去老远。

中午十一点，客人开始来了。先是村里的邻居，然后是镇上的干部，然后是县里的人。陈广厚站在门口迎客，手里端着茶壶，脸上挂着笑。他跟每一个人握手，说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”。陈建国在院子里招呼客人，端茶倒水，递烟敬酒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灶房里上菜，一盘一盘往外端。

陈砚洲坐在堂屋里，跟客人打招呼。每一个人都会说同样的话——“砚洲，你可是咱县的状元啊！”“砚洲，你给咱县争光了！”“砚洲，以后当了官别忘了乡亲们！”他一一回应，不卑不亢。有人敬酒，他端起杯子，抿一口。有人夸他，他点点头，说“谢谢”。有人说“你家祖坟冒青烟了”，他说“是爷爷积的德”。

酒席吃到下午三点才散。客人走了之后，院子里一片狼藉。王桂兰和李秀兰在收拾，陈建国在扫地，陈广厚坐在太师椅上，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

陈砚洲坐在爷爷旁边，剥了一个橘子，递给爷爷。

陈广厚接过橘子，掰了一瓣放进嘴里，慢慢嚼着。

“砚洲，你在清华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”

“没有。同学都很好。”

“有没有人看不起你？因为你是县城来的？”

“没有。清华的同学不看这个。”

陈广厚点了点头。“那就好。你爷爷这辈子，最怕的就是你被人看不起。”

陈砚洲没有说话。他知道爷爷为什么怕。爷爷在矿上干了一辈子，被人叫了一辈子“煤黑子”。他不识字，不会说场面话，在县城的饭局上总是坐在角落里，端着茶壶不吭声。不是不想说话，是怕说错了丢人。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孙子身上，不是为了让孙子光宗耀祖，是为了让孙子不再被人叫“煤黑子的孩子”。

“爷爷，不会的。”

“你二叔的事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陈广厚说，“他不是坏人，就是贪。贪的人，不敲打不行。敲打了，能管一阵子。但过一阵子，又犯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