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章 电话

1995年5月上旬，北京的春天快要过完了。

校园里的桃花谢得干干净净，枝头冒出了青涩的小桃子，毛茸茸的，像刚出生的老鼠。银杏树的叶子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，巴掌大的叶片层层叠叠，把阳光筛成碎片洒在地上。陈砚洲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手里拿着一本《证券分析》，是本杰明·格雷厄姆写的，投资界的圣经。他在图书馆翻到了这本书，如获至宝，借回来准备仔细研读。

宿舍楼下的传达室里，电话铃响了。陈砚洲推门进去，传达室的大爷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陈砚洲，你的电话。长途。”

陈砚洲心里咯噔了一下。长途电话，不是家里打来的，就是老家打来的。平时家里写信多，打电话少，打电话意味着有急事。他拿起电话，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，沙哑、疲惫，像几天没睡觉。

“砚洲，你爷爷住院了。”

陈砚洲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肺上的毛病，老毛病了。前几天下井，呛了煤灰，回来就咳嗽，咳了三天不见好。昨天你妈看他咳得厉害，硬拉着他去县医院拍了片子。医生说肺部感染，要住院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医生说问题不大，住几天院就能好。但你爷爷不听，非要回家。他说矿上忙，走不开。”父亲的声音顿了顿，“砚洲，你爷爷不听我的，他听你的。你跟他说。”

电话那头换了人，传来爷爷的声音，沙哑、喘着气，但语气还是那个语气，硬邦邦的，像矿上的石头。

“砚洲，你别听你爸瞎说。我就是咳嗽两声，住什么院？浪费钱。”

“爷爷，您住院的钱不浪费。您要是不住院，病严重了，花的钱更多。”

“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没事。”

“爷爷，您听我一次。住几天院，检查好了再出来。矿上的事有我爸，有孙叔，出不了乱子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陈砚洲听到爷爷在喘气，喘得很重，像拉风箱。他握着话筒，等着。

“行。我住。但说好了，住三天，三天就出来。”

“三天就三天。但您得听医生的话，让检查就检查，让吃药就吃药，让休息就休息。”

“知道了。啰嗦。”

电话又换回了父亲。“砚洲，你爷爷答应住院了。”

“爸，这几天您多盯着矿上，别让二叔那边出乱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砚洲，你爷爷的身体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”

陈砚洲没有说话。他握着话筒，听着父亲的呼吸声，一下一下，像在叹气。

“爸，我知道了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站在传达室里，看着窗外。窗外的银杏树在风里沙沙响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。他在想，爷爷住院了。爷爷的身体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他知道这一天会来，但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爷爷才六十六岁，不算老，还能再干几年。但煤矿的煤灰太伤肺了，干了四十年，肺里全是煤灰，咳不出来，化不掉，一年比一年重。他想过让爷爷退休，别下井了，在家歇着。但爷爷不肯。他说：“我下了四十年井，你让我在家待着，我待不住。”

晚上，陈砚洲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这次不是写给爷爷的，是写给父亲的。

爸：

爷爷住院的事，我知道了。您辛苦了。

这几天，您多盯着矿上，别让二叔那边出乱子。爷爷不在，二叔可能会有想法。您别跟他吵，有什么事等我暑假回去再说。

爷爷的肺病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。我查了一些资料，煤矿工人肺病最重要的是预防。让爷爷以后别下井了，在办公室待着。矿上的事，您和孙叔多操心。

另外，给爷爷买一个制氧机，放家里。咳嗽的时候吸吸氧，能舒服一些。县医院没有的话，去省城买，多少钱都行。

砚洲

1995年5月3日

信写得很短，但写了一个小时。每一句话都想了好几遍，怕说重了，怕说轻了。说重了，父亲会觉得他在指责；说轻了，父亲不当回事。他最后选择了这种语气——不重不轻，像在说一件日常的事。但这不是日常的事，这是关乎爷爷身体的事，关乎陈家未来的事。

第二天中午，陈砚洲在食堂遇到了王卓然。王卓然端着餐盘，在他对面坐下来，看到他的脸色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好。”